2014年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调查研究报告

　　课题委托单位：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课题承担单位：永润禾(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14年04月25日

　　一、摘要

　　二、项目背景

　　三、研究内容

　　四、报告主体部分

　　五、讨论

　　一、摘要

　　为了控制和减少烟草烟雾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创造健康无烟环境，提高城市文明水平，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委托第三方调查研究机构，于 2014年 4月 2日~25日，开展“2014年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调查工作”。

　　此次调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定性调查包括文献检索与居民深访。定量调查包括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现场拦截调查和入户调查。考虑到城六区与远郊区县的区别，共选择海淀区、东城区、石景山区、昌平区、通州区和密云县等六个区县。用 Epidata3.1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双录入。用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分析，以 P<0.05作为假设检验的标准。

　　此次调研实际共完成有效样本量为 8300份。其中：入户调查为 1106份(13.3%)、街头拦截调查为 3687份(44.4%)、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为 3507份(42.3%)。其中男性为 4491位(54.1%)，女性为 3809位(45.9%)。年龄方面：18岁及以下占比较低(1.1%)、19~30岁占比为 30.1%、31~60岁占比为 54.5%、61岁及以上占比为 14.3%。户口方面：本地占据较

　　大比例(63.7%)、外地占比较低(36.3%)。职业方面：学生(4.1%)、公务员(5.6%)占比较低，服务业从业人员(24.7%)与其他职业(65.6%)占比较高。区县类型方面：城六区(63.2%)占比较高，远郊区县(36.8%)占比较低。是否吸烟方面：吸烟占比为 24.5%，不吸烟占比为 75.5%。

　　调查显示：97.2%的被访者支持北京市控烟工作实行“公共治理、全民参与”的政府与社会共同负责的原则。仅有 2.8%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年龄、是否吸烟、区县类型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15~18岁、不吸烟者、远郊区县的支持程度较高。

　　调查显示：96.3%的被访者支持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等室内场所禁止吸烟。比 2013年度“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中对“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戒烟的支持率(92.8%)上升了 3.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性别、年龄、是否吸烟、职业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女性、18岁及以下、不吸烟者、学生的支持程度较高。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较为接近。

　　调查显示：96.5%的被访者表示支持“在与未成年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等相关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仅有 3.5%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年龄、户口、是否吸烟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18岁及以下、本地、不吸烟者的支持程度较高。

　　调查显示：94.7%的被访者支持“在医疗机构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但划定的吸烟区除外”。仅有 5.3%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年龄、职业、是否吸烟、区县类型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14岁及以下、学生、不吸烟者、远郊区县的支持程度较高。

　　调查显示：96.2%的被访者支持“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管理者承担更加积极的监督、劝阻义务”。仅有 3.8%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性别、年龄、是否吸烟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女性、14岁及以下、不吸烟者的支持程度较高。

　　调查显示：在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对吸烟的人处以 50元罚款”支持程度方面，16.3%的被访者认为偏高，46.4%的被访者认为合适，37.3%的被访者认为偏低。继续追问发现：认为罚款额度偏高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20元;认为罚款额度偏低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200元。调查显示：在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如果吸烟者不听劝阻，处于 200元罚款”的支持程度方面，14.9%的被访者认为偏高，60.8%的被访者认为合适，24.4%的被访者认为偏低。继续追问发现：认为罚款额度偏高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100元;认为罚款额度偏低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500元。

　　在开放题“您对北京市控烟立法工作的建议”方面，通过词云分析发现，被访者提出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宣传”、“力度”、“执行”、“强制”、“严格”、“禁止”、“监督”等，主要内容是“加强控烟立法宣传力度”、“保证执法，立法后要严格执行，要对重点重点监督”等意见。

　　国外先进的控烟经验表明，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可以提高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提高吸烟者吸烟的成本，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损害，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控烟手段。2014年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较高，各个维度的支持度均在 95%以上，说明北京市控烟立法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预防和控制吸烟，需要采取综合的控烟措施，应多渠道开展控烟立法宣传，动员民众参与控烟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为需要戒烟的群众提供戒烟帮助和尼古丁治疗手段，

　　顺应民意并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控烟立法过程中，应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细化和修改，加强对控烟立法的执法力度，并加强对公共场所管理者的教育，获得他们的支持，以取得更好的控烟立法效果。

　　二、项目背景

　　我国地方性控烟立法的存在已有十几年的时间，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也有八年多的时间，地方性控烟立法数量众多，覆盖面较广，但是现有立法的内容较为滞后，实践当中

　　也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控烟立法减少烟草危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

　　北京市控烟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1995年制定的《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是全国首个有关控制吸烟的地方性法规。2008年为配合“无烟奥运”行动的开展，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将控烟重点放在了医院、学校、餐馆和出租车等重点行业，带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吸烟有害健康的共识已经深入人心，支持控烟的社会氛围也初步形成。北京市通过立法巩固和扩大控烟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2011年 3月 24日，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83次主任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法规预案研究工作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成为本市首个法规预案研究项目。[2]

　　为了控制和减少烟草烟雾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创造健康无烟环境，提高城市文明水平，根据《2014年北京市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起草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为掌握社会公众对北京市控制吸烟立法的支持情况，[3]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委托第三方调查研究机构，开展“2014年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调查工作”。

　　三、研究内容

　　1.研究方法此次调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定性方面主要采用文献检索、居民深访的方式开展，通过相关的文献资料检索、并了解居民意见，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定量调查问卷;定量方面，此次主要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现场拦截调查和入户调查的方式开展。为了保证抽样的代表性，考虑了区县、年龄、性别等因素，对配额进行控制。

　　2.组织和实施

　　2.1调查员人数与培训

　　2014年4月2日对负责此项目的访问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共培训6位项目督导、15位电话调查员、10位入户调查员、15位街头拦截调查员。

　　2.2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从抽样、访问,到编码、输入、查错等全过程均由计算机设计并监控，实现电脑自动拨号、问卷逻辑自动控制、即时录入、即时样本控制、问卷监督、访问结束即可获得原始数据，使人为错误降至最低，提高了问卷质量。在公共卫生等领域[4]得到了广泛应用。号码库方面，采用了“自有号码库和 CATI系统生成号码库”这两种形式，CATI系统自动进行拨号，访问员完成调查。为保证代表性，从区县、性别、年龄方面进行了配额的控制。

　　2.3街头拦截调查

　　第一步：选择了海淀区、东城区、石景山区、昌平区、通州区和密云县。

　　第二步：在每个区县，选择学校、文化广场/公园、超市/百货商店、火车站/公交车站、写字楼等场所，将样本平均分配到每个场所。

　　第三步：在选定的场所，访问员现场拦截居民，完成调查。

　　2.4入户调查

　　第一步：选择了海淀区、东城区、石景山区、昌平区、通州区和密云县。

　　第二步：在指定的区县，随机选择 2条街道，然后在每条街道随机选择 1个社区。

　　第三步：在抽中的社区，进行入户调查。

　　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梳理，通过如下的流程图进行质量控制：

　　2.5数据处理

　　用 Epidata3.1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数据采用双平行录入进行差错防范，并对调查的问卷进行二次检查。用 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分析，以 P<0.05作为假设检验的标准。

　　2.6时间进度安排

　　3.样本量

　　3.1调查方式

　　此次研究实际共完成有效样本量为 8300份。其中：入户调查为 1106份(13.3%)、街头拦截调查为 3687份(44.4%)、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为 3507份(42.3%)。

　　3.2被访者基本特征

　　此次调查男性为 4491位，所占比例为54.1%;女性共 3809位，所占比例为45.9%。从年龄来看：18岁及以下占比较低(1.1%)、19~30岁占比为30.1%、31~60岁占比为54.5%、61岁及以上占比为 14.3%。户口方面：本地占据较大比例(63.7%)、外地占比较低(36.3%)。职业方面：学生(4.1%)、公务员(5.6%)占比较低，服务业从业人员(24.7%)与其他职业(65.6%)占比较高。区县类型方面：城六区(63.2%)占比较高，远郊区县(36.8%)占比较低。是否吸烟方面：吸烟占比为 24.5%，不吸烟占比为 75.5%。崔晓丽等(2009)研究发现：2008年北京市市民吸烟率为21.46%[5]，研究结果与之类似。

　　四、报告主体部分

　　1.对北京市控烟工作实行“公共治理、全民参与”的政府与社会共同负责的原则的支持情况分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6]

　　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参与式民主开始兴起，“传统的权力一服从模式的行政管理(Government)逐步演变为协商一合作模式的公共治理(Governance )”。治理首先意味着权威主体的非单一化，国家不再是权力的垄断者，社会组织、公众也在参与公共事务并影响着治理结果。同古代和近代的城市相比，现代城市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治理的公共事务涉及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城市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方面面临着决策信息来源的匾乏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增强决策的可接受性和认可度。与此同时，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做法和公民自下而上要求参与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的良好愿望与现实行动，这一切都使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成为无法抗拒的时代趋势。[7]

　　现代公共治理则力求在价值与事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追求公益精神、公民参与、互助等价值理念。作为民主行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公民参与能更好地体现公共治理的社会公平性、代表性、回应性、民主性、透明性和有效性,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 ,有助于推进现代公共治理目标的实现。公众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听证会、咨询会、座谈会、公民调查、公告评论程[8]序等。不同的参与方法，可以达到不同的参与目的。这些参与目的综合起来有告知教育、探寻争议、解决问题、意见回馈、评价和建立共识等。[9]

　　调查显示：97.2%的被访者支持北京市控烟工作实行“公共治理、全民参与”的政府与社会共同负责的原则。仅有 2.8%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年龄、是否吸烟、区县类型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15~18岁、不吸烟者、远郊区县的支持程度较高。

　　2..对北京市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等室内场所禁止吸烟的支持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96.3%的被访者支持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等室内场所禁止吸烟。比2013年度“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中对“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戒烟的支持率(92.8%)上升了 3.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性别、年龄、是否吸烟、职业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女性、18岁及以下、不吸烟者、学生的支持程度较高。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较为接近，如：李强等(2009)指出：超过 90%的调查对象支持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学校内全面无烟，超过 70%的调查对象支持在医院及会议室全面无烟。丁园(2012)在《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效果及制约因素分析》[10]中指出：不同性别对《条例》实施态度有显著差别，女性持支持态度(非常支持和支持)30234人次，占女性比例为94.9%，男性持支持态度(非常支持和支持)为 30777人次，占男性比例为 82.6%，女性明显高于男性(χ2=3020.1，p<0.05)。辜洁妮等(2013)指出：居[11]民对制定广东省级层面公共场所及工作场所控烟立法条例的赞成率分别77.7%和 76.3%苏黛丝等(2013)指出：94.6%被访者支持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3.对北京市在与未成年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等相关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的支持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96.5%的被访者表示支持“在与未成年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等相关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仅有 3.5%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年龄、户口、是否吸烟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18岁及以下、本地、不吸烟者的支持程度较高。

　　4.对在医疗机构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但划定的吸烟区除外的支持情况分析

　　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的特殊公共场所，在医院禁烟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如果病人在接受诊断治疗期间暴露在二手烟中，病人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烟草烟雾会加重甚至诱发疾病。其次，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医生吸烟会给病人传达一种错误的信息，不仅吸烟危害了病人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医生劝阻他人吸烟的说服力大大减弱。原卫生部在 2009年 5月 20日发布《关于 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14]烟的决定》，指出“医疗卫生机构应起表率作用。为带头做好控烟履约工作，根据《公约》和《准则》精神，结合我国实际，决定自 2011年起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全面禁烟”。姜垣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有 60.4%的医院制定了室内全面禁烟政[15]策、35.8%的医院执行室内部分禁烟政策,另外有 3.8%的医院没有任何禁烟政策。但在制定全面禁烟政策的医院中,只有 39.8%的医生认为政策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也就是说只有24%的医院能够达到基本的无烟水平[16]。

　　调查显示：94.7%的被访者支持“在医疗机构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但划定的吸烟区除外”。仅有 5.3%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年龄、职业、是否吸烟、区县类型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14岁及以下、学生、不吸烟者、远郊区县的支持程度较高。

　　5.对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管理者承担更加积极的监督、劝阻义务的支持情况分析

　　任敏等(2008)研究发现，经营管理者在支持“全面禁烟”与“部分戒烟”方面，绝大多数经营管理者选择了“部分戒烟”。经营者主要担心强行控烟会失去很多客源。而国外研究表明,美国加洲餐馆实行控烟后营业额反而增加,对于吸烟者来说,餐馆禁烟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不便并未严重到使他们改变外出就餐的需求,而对非吸烟者来说,他们外出就餐的消费潜力被发掘出来,进而更愿意到禁烟的饭馆进行消费。张澈(2012)研究发现：公共场[17]所经营者对吸烟危害一般常识有一定了解,对吸烟引发中风、心脏病、肺癌的知晓率为96.4%~97.2%;对低焦油含量卷烟的危害与一般卷烟同等危害知晓率较低，只有 44.0%。

　　调查显示：96.2%的被访者支持“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管理者承担更加积极的监督、劝阻义务”。仅有 3.8%的被访者表示不支持。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发现，性别、年龄、是否吸烟是显著影响因素(P<0.05)，具体是：女性、14岁及以下、不吸烟者的支持程度较高。

　　6.罚款

　　辜洁妮(2013)研究发现：71.0%的广东省居民赞成对禁烟场所违法吸烟者进行罚款。国内外控烟立法先进经验已表明对违法吸烟者进行经济处罚是做好控烟工作的最有效措施之一。2013年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调查显示：在“您认为，北京市对于违规吸烟[12]人群，罚款数额是多少比较适合?”方面，平均数为346.0元，中位数为50.0元，众数为100元，90%的建议罚款数额都在500元之内。

　　6.1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对吸烟的人处以 50元罚款的支持情况分析2013年《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修订草案修改一稿)》改变了“一审”稿中“一刀切”罚 500元情形，而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50至500元罚款[18]。

　　调查显示：在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对吸烟的人处以 50元罚款”支持程度方面，16.3%的被访者认为偏高，46.4%的被访者认为合适，37.3%的被访者认为偏低。继续追问发现：认为罚款额度偏高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20元;认为罚款额度偏低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200元。

　　由于被访者对罚款额度的回答存在三种水平，分别是：偏高、合适与偏低。应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户口、职业与是否吸烟对结果均有显著影响(P<0.05)。

　　6.2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如果吸烟者不听劝阻，处以 200元罚款的支持情况分析调查显示：在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如果吸烟者不听劝阻，处于 200元罚款”的支持程度方面，14.9%的被访者认为偏高，60.8%的被访者认为合适，24.4%的被访者认为偏低。继续追问发现：认为罚款额度偏高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100元;认为罚款额度偏低的人群，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罚额度中位数为 500元。

　　由于被访者对罚款额度的回答存在三种水平，分别是：偏高、合适与偏低。应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户口、职业与是否吸烟对结果均有显著影响(P<0.05)。

　　7.被访者提出的其他意见汇总

　　调查中，还设置了一道开放题，“您对北京市控烟立法工作的建议”，通过词云分析发现，被访者提出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宣传”、“力度”、“执行”、“强制”、“严格”、“禁止”、“监督”等，主要内容是“加强控烟立法宣传力度”、“保证执法，立法后要严格执行，要对重点重点监督”等意见。

　　五、讨论

　　研究显示：中国的男性吸烟率居世界之首，目前中国约有 2/3的成年男性和一小部分妇5女吸烟，共有烟民 3.5亿。另外还有5.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其中1.8亿为15岁以下儿童。烟草使用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给吸烟者及其家庭、非吸烟者及其家庭、雇主[19]及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政府对烟草危害问题的治理责无旁贷，因为，政府是公共政府，有义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而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一种有效的减少烟草烟雾暴露和减轻公众健康负担的方式。国外先进的控烟经验表明，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可以提高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提高吸烟者吸烟的成本，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损害，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控烟手段[20]。研究显示：公众对禁烟立法表现出支持。

　　2001年研究人员选择性地在一些国家的抽样调查发现，98%的印度人、85%的尼日利亚人、79%的日本人、90%的俄罗斯人、94%的阿根廷人都拥护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2008年，11WHO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执行无烟环境立法给出了评分，智利是10分，乌拉圭、新西兰10分，朝鲜 8分，斯里兰卡 8分，新加坡、泰国、津巴布韦等 6分，越南 4分，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都 3分，只有中国和安哥拉是 1分。这 1分体现在中小学校园里禁烟。可见，我国公共场所禁烟在实际执行上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还存在差距[21]。

　　2014年北京市控烟立法社会支持度较高，各个维度的支持度均在95%以上，说明北京市控烟立法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其中：高达 97.2%的被访者支持北京市控烟工作实行“公共治理、全民参与”的政府与社会共同负责的原则。符合“创新控烟工作模式，采用公共治理模式，以公共治理代替行政管理”的工作设想。据统计，香港卫生署 2010年 1月到 11月，向违规吸烟者签发了超过 7200个定额罚款单。与此相比，国内城市的控烟行动却举步维艰，原因是控烟执法中普遍存在取证难、程序多、处罚难等问题。由于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执法队伍。从本质上看，吸烟和被动吸烟的都是公民，要让公民参与到控制吸烟工作中来，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因此，应摆脱单纯依靠执法队伍和行政处罚的立法思维，而定位为社会领域的立法，旨在调整责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共治理模式是社会领域立法的重要特征。[2]

　　96.3%的被访者支持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等室内场所禁止吸烟。控烟立法的目的是保护非吸烟者的健康权。吸烟者有吸烟的权利和自由，但不得损害非吸烟者的权利和健康。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将被视为侵犯其他公民的健康权，其吸烟自由的辩解将被视为无效。[2]

　　96.5%的被访者表示支持“在与未成年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等相关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全球未成年人吸烟状况调查(GYTS)显示，13-15岁的未成年人吸烟人数占全世界吸烟人群的 14%。由世界卫生组织指导的关于吸烟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的成年吸烟者都是在20岁以前养成吸烟的习惯的，并且中国未成年人烟民已达到 5000万。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推动和完善立法，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明确、细化社会、学校、家庭等方面的权利义务，以唤起社会各界对烟草伤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问题的关注，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22]。资料显示：芬兰禁止任何人在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校园内吸烟，青少年活动和聚会的场所也被列入禁烟范围。台湾地区《烟害防制法》第 15条将“高级中等学校以下学校及其它供儿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动为主要目的之场所”列为全面禁止吸烟的第一位。而且违反该规定，处新台币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23]。邓瑛等(2010)在《北京市中学生被动吸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8656名中学生中，有 4 565人遭受被动吸烟，被动吸烟率为 52. 74%。其中男生为 2 086人(50. 78% )，女生为 2 479人(54. 51% )[24]。应加强在未成年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等相关的室外区域的禁烟工作，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对吸烟处罚方面，46.4%的被访者认为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对吸烟的人处以 50元罚款”额度合适;60.8%的被访者认为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如果吸烟者不听劝阻，处于200元罚款”额度合适。通过参考其他人群的处罚意见，建议维持该处罚额度。

　　总之，预防和控制吸烟，需要采取综合的控烟措施，应多渠道开展控烟立法宣传，动员民众参与控烟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为需要戒烟的群众提供戒烟帮助和尼古丁治疗手段，顺应民意并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控烟立法过程中，应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细化和修改，加强对控烟立法的执法力度，并加强对公共场所管理者的教育，获得他们的支持，以取得更好的控烟立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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