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控烟，为了公众的健康

20多年前，记者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采访时，认识了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冯理达委员。20多年后的今天，一名叫冯丹龙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发声，希望加快制定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的法律法规。

冯理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女儿，冯丹龙是冯玉祥的孙女。冯丹龙现任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她向全国政协提交了3份提案，内容分别涉及加快制定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法律法规、防控心脑血管疾病、促进创新药临床试验发展三个方面。

3月5日，记者与冯丹龙的秘书取得联系，拿到了上述提案，并且了解到，冯丹龙在前两年的政协会议上均提交了与禁烟和戒烟治疗有关的提案。今年，她在《关于国务院尽快颁布〈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提案》中提出3点建议：2017年尽快颁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为有效实施该法律，制定有效的执法机制，配备监督管理人员和保证经费投入；开展深入有效的法律宣传。

冯丹龙的心情是急迫的，如此急迫也是事出有因。

2014年11月，《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开征求意见。2016年，《条例》被列入政府立法计划。在经过长达28个月的征求意见后，《条例》仍未出台，未按期完成2016年的立法计划。

冯丹龙认为，烟草危害已是全球共识，世界各国都在保护公民健康、预防疾病、避免烟草烟雾危害方面采取行动。但是，在金砖五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迄今没有国家级控烟立法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目前仅有10%的人口受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保护，同“全面推行”距离尚远。目前立法时机已经成熟，条例通过迫在眉睫，实施国家层面的无烟环境法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健康，助力2030“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

据了解，中国控烟协会于2016年10月至12月，选取北京、上海、西安、呼和浩特、哈尔滨等10个城市的11523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95.2%的公众知晓二手烟有害健康，说明近些年的宣传教育取得成效；91.9%的公众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表明出台全国性的无烟立法时机成熟；公众对室内无烟环境的满意度普遍较低，其中公共场所最低为49.3%，工作场所为64.4%，公共交通工具内为69.0%，表明公众普遍渴望无烟环境。

　　中国控烟协会高级顾问、资深控烟专家许桂华认为，条例并没有禁止吸烟者吸烟，只是禁止在室内吸烟，吸烟者可以换个地方吸，别影响他人。从长远看，控烟的目的就是要减少烟草消费。近几年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大幅提高烟草价格和税收，其目的是让贫穷的人转而不吸烟，将买烟的钱用于买食品。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刘文伟，也想到了通过提高烟草税收来控制烟草销量、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建议。在本届政协会议上，他递交提案，建议进一步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用价格杠杆限烟控烟，减少国民因吸烟所致的各类疾病。
　　提案指出，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目前，高收入国家烟草税占烟草零售价格的比重平均为65%至70%。我国烟草消费税在2015年调整之后占比达到56%，但仍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为此刘文伟建议，一方面，在我国烟草税制管理中，引入指数管理机制，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对烟草消费税税率实行动态调整，保持烟草税政策在控烟方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以此减少提高烟草税后的消费替代，防范青少年在青春萌动期尝试吸烟并成瘾的概率；在此基础上，还应设置推行烟草税专款专用制度，为“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提供财政资金的保障。
　　记者注意到，两会开幕前夕，中华预防医学会、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控烟协会在京联合召开了“两会代表、委员控烟建议座谈会”。会上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进一步提高烟草税收和烟草价格，这样有利于缓解当前税收下滑的压力和促进公共健康。
　　“控烟会导致烟草销量下降，财政收入减少”，这的确是反对全面控烟的一种声音。3月6日，记者就此提问，许桂华解答说，减少烟草消费并非一定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世卫组织建议提高烟税和烟草价格是最有效的双赢模式。2015年我国提高部分烟草税后，当年烟草销量首次下降2.36%，但财政收入不降反升，增加了919亿元，这就是双赢政策的体现。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当前，我国在实施有效控烟过程中，配套法律缺失，执法主体不明确，社会联动机制未落实，部分公众健康维权意识比较缺乏，烟草对人们健康的侵害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存在。为此，必须健全“有效控烟”保障体系，包括制定长远规划、加快控烟立法、提供经济支撑等，同时还要控制烟草源头，逐年递减烟草种植、生产与进口总量，加速实施“税价联动”的控烟政策。要通过严格的惩戒措施确保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内、宾馆（酒店）、商场、超市、网吧、电梯全面禁止吸烟。届时，众多不吸烟者才能远离烟草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