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特别策划七：控烟老专家，为何不愿参加国际顶级控烟大会？

编者按：11月7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在印度德里召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以来，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政府虽舍得投入，公众也大力支持中国控烟，但进步有限，成效甚微。在上百个国家吸烟率下降的时候，中国的吸烟总人口、烟草消费却不降反增，国家层面的控烟条例仍未出台。

“每一例和烟草使用相关的死亡，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我们想为此做点什么。基于事实说《2016中国人的吸烟现状和控烟态度报告》，话题君就“中国控烟难在哪里”推出系列特别策划，此为第七篇，也是最后一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是国际顶级控烟会议。不过，一位中国的控烟专家今年却不愿参加。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

人物简介

吴宜群，70岁。退休前，她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血铅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退休后，她担任民间公益组织新探健康研究发展中心（简称“新探”）的副主任，成为中国控烟领域的专家。现在，除了继续做控烟，她还准备在自己“记性还好”的时候，写一本书详述中国控烟路上的那些事儿，“我一定要真实的记录，不管能不能出版，事实一定要让公众知道”。

是什么让您参与到控烟行动之中，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吴宜群：我在当副院长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些控烟会议，对烟草的危害有一定的了解，但不那么深刻。退休后，我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控烟工作，对烟草的危害了解的更多。烟草是公共健康大害，公共卫生是我的老本行，这让我不得不管。

当然，我参与控烟，除了“公义”，还有一点“私怨”。我年轻时，不懂烟草的危害，母亲是吸烟者，我常给母亲买烟，我现在还记得自己拿着两角三分钱，下楼给母亲买烟的情景。如果我当初坚持让母亲戒烟，母亲本该更长寿，自己也有机会多陪她。这份自责、悔恨也是我参与控烟活动的原因。我错过的，希望别人不再错过。

作为控烟人士，您却不愿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为什么？

吴宜群：我不参加缔约方会议，是因为过去中方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让我失望。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参加的缔约方会议。在那次会议之前，中国作为缔约方，在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很积极，很多国际友人也期望中国在缔约方会议上继续有上佳表现。

然而，在那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公约》11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实施准则草案的表态竟然是，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风景名胜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

听到他们这么说，我当时简直气蒙了。别的国家过去的烟盒也十分漂亮，为了公民健康，人家可以舍弃，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中国出口卷烟有图形警示标识而国内的没有，难道在代表团心中，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不配和外国人一样受到保护和尊重吗？

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赢得”了一片嘘声，在近100多人参加的NGO会议上，一致决定授予中国“脏烟灰缸奖”。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发给中国代表“脏烟灰缸奖”，似乎惹怒了代表团。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区域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NGO发出了“逐客令”。理由是NGO参加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结果，遭到了其他国家的一致反对。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不会相信，中方代表团竟会做出这样的发言，更不会相信他们会如此有失风度，想要驱逐NGO。在之后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对NGO也是爱答不理。我不参加，一是不想看到代表团的“丑态”；二是觉得不参加会议，也可以扎扎实实地推进控烟，我们做出些成绩，才是给国家增光。

社会上有一些人质疑你们拿了外国人的钱，想搞垮中国烟草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宜群：我特别希望政府给我们NGO钱搞控烟，但是没有啊。我们申请的是国际资金，但来源清楚，比如盖茨基金会，我们不怕查。再说，中国的很多政府项目也申请了国际资金援助。资金来源于国外，就是卖国，太可笑了。实际上，中国烟草业与国外烟草业合作，烟草业的“大腕“任职于国际烟草合作组织，这个问题更值得关注。

再说，中国是《公约》的缔约方，中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了《公约》。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中国履约出一份力。我觉得这些人的质疑，是想把一个公共健康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阻碍控烟。我们希望国内的钱也拿，国际的钱也拿，这样才能更好的控烟。“13亿人的健康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财富”，而控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您怎么看待“控烟会损害国家财政收入和烟农利益”这个说法？

吴宜群：去年，烟草的销售量下降了一点，有些人又搬出了这套说辞。首先，烟草行业是有健康负效应的行业，烟草销售量下降，应该是政府乐于见到的。其次，控烟也不一定会减少国家的收入，因为尼古丁有成瘾性，吸烟者有依赖性。很多国家提税、上警示图片各种办法都用了，每年吸烟率能降低1%，就是很不得了的成绩，因此中国的财政有充足的缓冲时间。再次，担心财政收入降低，国家可以提高烟草税，如果提税，烟草行业一定会提价，结果会是税收不减少，低收入者少吸烟。

总之，搞控烟，烟草消费不会断崖式下降，烟农也有转身的空间。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很多烟农也不愿意种烟，太伤地，从保护耕地的角度，地方政府也不应该鼓励烟草种植业。我们觉得通过加税、提价，小步快走，政府和烟农都不会受到损失，会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除了行业利益的阻碍，控烟还面临哪些挑战？

吴宜群：面临的挑战很多，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一次司法判决。2013年，有消费者把江西中烟有限责任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其宣传产品金圣黑老虎卷烟能够“减害又降焦”，是虚假广告。结果一审败诉，二审还是败诉。

被告的主要证据是中国毒理学会2007年出具的评价报告，我们证据是原卫生部《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还有专家出庭作证。毒理学会的报告有各种问题，卫生部的报告是上百专家的研究成果。结果，一审败诉。二审的时候，毒理学会已经被迫承认，“低焦油并未减低吸烟的公众健康风险”，还是败诉。

《烟草专卖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加强对烟草专卖品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高烟草制品的质量、降低焦油和其他有害成分的含量。”二审法院因此认为，降低香烟中的焦油含量是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发展方向。

这让我感到很无奈。国际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规定了禁止宣传“低焦油低危害”，2010年，美国法院判决，淡味和低焦油是烟草业欺骗公众的手段。2012年，法院又要求，烟草公司向公众说明低焦油和淡味卷烟的危害并不小等事实。在中国，我们却打输了官司。

这类官司都打不赢，像国外那样，打吸烟导致肺癌这类公益诉讼更没有指望，因为国外有医生跟烟草行业死磕，国内没有医生给我们作证。现阶段，司法判决不公，我们打官司，只是吸引舆论关注，传播健康知识而已。

如果您能年轻十岁，您会怎么推进控烟工作，和之前的方式有不同吗？NGO的工作还有那些需要改进的？

说实话，我觉得国内的NGO做得已经很不错了。也有人问过我们，为什么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烟草行业谈一谈，或许这样更有利于控烟。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烟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利益之间存在根本和无法调和的冲突，这也是世卫组织的立场。做控烟，没法期待烟草行业发善心。

如果说有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科普还不够，我们的一些专家说的话，大众听不懂，不爱听。我们跟国际形势也不太紧，应该多跟媒体合作，把最新的控烟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我们的资金匮乏，相关研究还有不足，有力的数据和事实还不够多。

对控烟工作的未来，您有什么期望？

吴宜群：跟烟草业没有利益的部门还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商部门对违规烟草广告的查处也比较积极，很多律师非常不容易，打其他官司可以赚钱，帮我们是公益诉讼，没钱拿，但他们还一次次的帮我们。

中国控烟要取得进步，最重要的是排除烟草业的干扰。也就是让烟草局退出控烟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如果它还在，我觉得控烟还是有很多困难。

还有一点，虽然我们的宣传不够，但吸烟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说你不上警示图片，不想提税是担心影响烟草销量，影响财政收入。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尽快出台控烟条例，全面禁止在室内设立吸烟室呢？保护无辜的人免受二手烟的侵害，总没有什么难度吧。

▲在访谈中，吴宜群女士说到激动处，常常敲打着桌子问为什么，为什么。话题君知道，这些问题在她的心中都有答案。控烟步履维艰的现实，让人沮丧。然而，他们并不服输，依然利用一切机会，努力推动中国控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