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执法要坚决

　　图为6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前,禁烟监督员正劝阻吸烟的人。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图为6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在检查院内垃圾桶内是否有烟头。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图为6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通过监控视频查看控烟情况。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图为北京市公共卫生热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接听举报吸烟的投诉。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图为6月3日晚,北京后海,一名男子在“禁止吸烟”标识下吸烟。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图为6月3日,北京儿童医院,一名男子不理会“禁止吸烟”宣传提示,也不顾及身旁的孩子,兀自吸烟。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图为6月4日,北京火车站前广场上叼着烟卷的旅客。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本报记者廉颖婷

　　“办公室爱抽烟的老大爷这两天都自觉不在室内抽烟了,看来控烟令还是有效果的。”在北京市某事业单位上班的小张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自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北京全市卫生监督系统正式启动控烟执法监督。

　　在“史上最严控烟令”实施第一天,由于控烟不到位,北京某大型火锅连锁店白家庄店收到执法人员开出的首张责令改正通知书。

　　毫无疑问,在这场控烟行动中,控烟效果如何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

　　自觉“控烟”需要时间

　　北京市控烟条例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不仅是因为加大了对禁烟场所违规经营者、管理者以及个人吸烟者的处罚力度,还缘于在“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100%禁烟等规定。

　　自6月1日起的三天内,北京1000多名市区两级卫生监督执法人员,集中对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全市重点单位进行重点督查,为接下来的集中处罚周做准备。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6月2日18时,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12320热线一共接到控烟方面电话692件,比第一天增长4.06%。在这些热线电话中,控烟知识咨询34件,比第一天增长17.24%；控烟政策咨询450件,比第一天减少7.02%；控烟投诉举报208件,比第一天增长36.84%。

　　在接到的208件投诉举报中,群众投诉最多的为写字楼办公楼、娱乐场所、体育场馆。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自6月1日京版控烟条例实施以来,由于检查力度大,以前烟雾缭绕的一些中小餐馆已经看不到吸烟的人群了。也可以看出来,大家都在自觉“控烟”。

　　当然,在一些边边角角,如办公室、住宅小区等地方,由于公众知晓率不高,仍然会有一些吸烟者。

　　如张建枢所言,控烟不可能一步到位,控烟条例亦不可能立竿见影,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一下子改变不太可能。

　　事实上,不独北京,这些年,全国各地已经出台了诸多控烟法规和制度。据统计,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广州、银川、鞍山、青岛、兰州、深圳、长春等大中城市均实施了城市公共场所吸烟条例。

　　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务院法制办2014年11月24日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第一部禁止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部分室外区域吸烟的全国性法规,送审稿备受关注。这意味着,国家控烟立法已经提速,法规出台后,将覆盖全国控烟盲区。

　　也正因此,控烟法规如何避免沦为一纸空文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控烟关键在转变观念

　　尽管各地立法积极,但由于种种限制,控烟法规的落实喜忧参半。

　　比如,监管能力覆盖不到所有区域和行业,部分学校、医院和大部分中小餐馆、宾馆仍旧是监管难点。

　　一些执法人员坦言,现实执法并不是那么简单,只能从重点场所开始步步为营推进,协调各部门也不是那么简单。

　　此外,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青斌认为,我国烟民数量非常庞大,他们对烟草和吸烟场所的需求非常高,这部分人对于控烟持反对意见,这个群体可能会阻止控烟法规的落实。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杨杰认为,各地出台的“控烟令”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各控烟执法参与主体缺乏系统的宣传、培训和动员；公众存在观望和侥幸心理；多部门执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没有融入本部门的常规监督检查工作中；多为运动式执法,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

　　张建枢认为,各地控烟条例能否取得成效关键看执法,执法力度要坚决。同时,要提高公众的知晓率,避免出现控烟死角。

　　“仅靠执法和罚款并不是有效的控烟手段,关键还在于观念,所谓观念改变生活,观念改变世界。每个人都要动起来,全社会都要参与进来,形成公共治理的良性循环。”张建枢说,控烟跟每个公民都有关系,每个人都应该有担当。以前看到有人在公共场所抽烟不敢制止,现在有法律撑腰,公众要勇于去制止。

　　一个控烟的利好消息是,5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这被认为是通过调整消费税来达到控制烟民数量的目的。

　　本报北京6月4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