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成败系于烟草业体制的改革

控烟的手段越来越严厉，这是一个国际趋势，但就在舆论为这种趋势叫好的时候，也存在着一种担忧，“史上最严”会不会沦为“纸上最严”？

接连几天似乎都与控烟有关。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计委等多部门将在全国启动为期一年的“无烟生活”主题宣传活动，媒体报道，从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正式施行。于是控烟话题众望所归地成为近日的舆论焦点。

吸烟的危害和控烟的必要早就不需要赘言。但只要说起这一话题，国人又难免有几分尴尬。自2003年11月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至今已近12年，《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也已有9年，然而，中国至今仍然顶着“全球最大烟草制品生产国”、“全球最大烟草制品消费国”这两顶帽子。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年发布的《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目前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有约14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这显然不是一份不错的控烟成绩单。

中国控烟难在何处，受制于哪些因素？其实自控烟成为公共话题以来，就已经有了几乎固定的答案：社会认知欠缺是其一。即使是在讨厌吸烟的人那里，多数也只是将吸烟当做一种“自愿选择的不良习惯”，这一点导致人们对吸烟的容忍度往往处在一个不低的水平，难以形成良好的控烟氛围。

监督执法不力是其二，在北京之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出台了控烟的法规，出台之日也曾引得舆论热议，相比之下，其执行未免显得过于冷清，一个例子是，南宁2014年制订的《控制吸烟规定》也曾荣膺“史上最严”的称号，但近日媒体披露，其实施已近一年，实际上整个南宁市并未开出一张控烟罚单。

特殊的烟草体制是其三，在政企不分的烟草业体制之下，产生了一个怪象：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却又要承担增加生产销售、促进烟草产业发展的职责。

身处这样的控烟格局之中，“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加之近日中国再度上调烟草消费税，这些变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毫无疑问，无论是上调烟草消费税，还是宣布北京在所有公共场所的室内区域全面禁烟，传递的信号都十分清晰，即中国控烟的手段将日趋严厉。

控烟的手段越来越严厉，这是一个国际趋势，但就在舆论为这种趋势叫好的时候，也存在着一种担忧，“史上最严”会不会沦为“纸上最严”？

舆论的这种担忧，当然首先缘于法律执行往往刚性不够的经验，更深层次的疑虑则在于，如果控烟主导权掌握在烟草业之手，控烟的格局又怎么会有颠覆性的变革？

就控烟而言，罚款、上调消费税无疑只是治标的手段，只有理顺烟草业的体制从而限制卷烟的产量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但这又可能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有着巨大的利益。利益的纠缠让中国控烟事业步履蹒跚，一个耳熟能详的例证是，烟盒警示图形被国际公认为零成本有效控烟手段并被写入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中国国内销售的各品牌卷烟多年来并无图片警示，仅在烟盒下方印有“吸烟有害健康”字样。从这一点即可看出，现行控烟格局之下，中国控烟所遭遇的杯葛力量有多么强大。

中国控烟的成败系于烟草业体制的改革，而如何理顺烟草业体制，最终的解决路径舍政企分开之外别无他途。一边是丰厚利润和巨额利税，一边是国民的健康，政府必须做出正确的取舍。只有政府站在国民健康和公众利益的角度，回归管理者角色，烟草企业不再具备任何特殊性，控烟法律才可能真正落地生效。